我赶在父亲烧五七的前一天回到家里。母亲将父亲生前衣物与生活用品全部整理出来，要我第二天烧掉。
我回到小屋，忽然想起父亲留给我的那封信。我又仔仔细细看了几遍，想到父亲信中所说的布包。我取出布包回到自己屋子，打开布包一看，里面是一个日记本。我随手翻了几下，日记本里有几张父亲年轻时戎装照片，很是英俊威武。其中一张照片引起了我的注意，一位美丽的姑娘身穿日本和服，摆着常在电视里看到的那种日本民族舞蹈的动作造型。她笑的很开心，灿烂。我顿时疑惑丛生，立即认真看那本旧的发黄的日记本。
八月二十八日
途经马料场，偶遇几兵痞欺一女子，拖之草垛丛欲非礼之，吾策马而至，鸣枪示警，阻其恶行。众人一口同辞，此女乃倭人。吾欲归队，此女忽冲吾大呼救命。吾听其国语甚好，细问，此女长春长大，乃伪满期一学校教员，吾不忍弃之而去，劝兵痞勿扰之。兵痞问吾部所属番号，吾告之。对方听吾为新一军三十八师，深敬之，遂散去。
此女深敬谢之，遂慌张而去。我警示其日后莫穿倭服出行，时下倭败殃及子民，国人见之，莫不咬牙切齿，若非政府明示，恐早已多出众多冤魂。
九月七日
晋升中尉，几湘中好友甚喜，吾邀众人酒馆助兴。吾不胜酒力，席散，乘骑归队，途经马料场，坠马伤之右臂，顺途至一诊所包扎，护士乃前日吾救之倭女。
倭女穿吾族服饰，甚是娇美。吾与之谈资甚欢，问其芳名，喜告之，川口纪子。
九月十九日
去团部军院换药甚远，遂时顾诊所。与川口纪子数面之后，觉其甚是乖巧可人。
十月十日
川口纪子约吾马料场夜聚。吾至，其早已候之，言谈甚欢，觉其学识见识皆不俗也。人亦贤淑温顺，甚合吾心。
十月十五日
频会纪子，耽误早操，长官责吾贪睡，大加呵斥，吾甚愧意。然心系纪子，仍频顾相依。
……
四月九日
纪子告之，欲随遣民回国，问吾如何打算。吾寻思良久，莫有良策。其兄突至，痛斥纪子，揪其发丝而去，吾心痛之。
四月十二日
长官训令，与共党战事已不可免，严令队伍加紧操练，勿懈武备，完善战事之科目。
四月十八日
纪子附吾耳言之，有喜矣。吾深惧之，其与我商议离队私去，另谋生路。慑于军规，吾难决断，寻思良久，劝其宽限数日，再行商议。
四月二十三日
纪子携包赴约，告之不宜再等，否则后日随家人启程回国。遂议吾离队私去之事。吾踌躇难断，婉言释之，时下局势纷乱，吾为军人，生死未卜，离队一旦事败，按逃兵罪论处。
纪子痛哭涕零，悲愤欲绝，遂挥泪弃物而去。扬言，恨吾一世。吾心痛之，不禁流涕。
五月二十三日
初夏如深秋，心凉皆因愁。域中无相知，只身故地游。有意话心事，恰闻双燕啾。燕歌有回应，人语无相酬。望断苍天路，燕去不回头。细雨霏霏落，泪水潸潸流。
……
我看完父亲早年日记，辗转难眠。我想起大妈，想起母亲。她们对父亲一往情深，矢志不渝。可是父亲呢？也许，他的心，他的爱，早在那个战乱年代交给了那位异国女子。
父亲是否爱母亲我不得而知。不过做为丈夫与男人我相信他是倾尽全力的。我无权对父亲感情生活妄加评论，不过在心底我为大妈与母亲鸣不平，仅仅如此而已。因为没有父母的婚姻，我不会来到这个世界。生命是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所以显得尤为珍贵与厚重。任何人没有资格和理由来评判给予自己生命的人。
第二天晚上烧五七的时候，我几乎烧掉了父亲所有生前遗物。可是当我举起那本发黄的日记本时心里沉甸甸地。我犹豫好久，还是舍不得扔到火堆里。我并非有违父亲遗愿，只是还想再看看它。侄儿见我拿着日记本晃来晃去，问我那是什么东西。我说不是东西，是感情的河流。侄儿不懂，又问我，烧不烧。我踌躇片刻，对着火堆说“老爸，既然你要我看它，就让我再多看几回吧！”说完，我将日记本放回衣袋里。一直到我临来北京安置父亲骨灰时候，才按照父亲遗愿物归原主了。我想父亲若在天有灵，一定不会怪罪的。他早知道这个儿子不那么听话的。如果要怪，只能怪他太纵容这个不听话的儿子。
其实，现实生活中许多父母真正喜欢的大多是那些不听话的孩子。尤其是那些对孩子寄于厚望的父母们。

用“身在曹营心在汉”形容我在北京转了一圈之后回到鹤岗的心情再恰当不过了。
我一如既往在烟亭里忙活，心却丢在北京如何收不回来了。小帆的痴情更加剧了我离开鹤岗的念头。
我不清楚什么原因，与小帆在一起除了偶尔有一点生理反应之外，没有与孟香在一起那种感觉。我自问过好多次小帆哪里不好？答案是否定的。我也曾对自己说有这么好的女孩子不嫌弃你，你还想怎么样呢？现实一点吧，有这样的好姑娘瞧的起你是前世修来的福。如此现实的社会有几个好姑娘会喜欢一个瘸子？你凭什么如此对待人家？你甚至连说“不”字的资格都没有，真是不知好歹！
那是一段苦恼又矛盾的日子，夜里常常在噩梦中醒来。孟香。小帆。小帆。孟香。两人像特写镜头一样反复交替在梦里出现。那种情形很折磨人。
我由此想到父亲，想到大妈，想到母亲，再想到孟香，想到小帆，顿时豁然醒悟。当断不断，必留后患。既然没有爱的欲望与资本又何必误人误己呢？终于有一天，我坚定地对自己说，放弃，离开，也许是一件好事。于是我下定决心去北京。
“父母在，不远行”。何况父亲刚去，我一想到母亲又徘徊起来。母亲还没有从伤感中完全解脱出来。我若是离开，家里只有母亲与侄儿，她会同意我离开吗？想到此处，我又陷入难以抉择境地。
小勇顺路给我捎来一封信，说是母亲要他转交给我的。信是何琪写来的，问我是否顺利到家，近况可好之类的客套话。我出于礼貌给她写了回信。
过了不久她又给我寄来一张很精美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很美的祝福。我那时一直很郁闷，情绪低落，只是象征性地回信写了几句感谢话。
重阳节那天我回家陪母亲过节。吃饭时我探母亲口风，提醒她十几年没回老家了，有时间应该回去看看。家乡变化大的不得了。
我提到家乡母亲立即来了兴致，她问了我好多家乡的情况，回家愿望溢于言表。母亲说早想回去看看，只是顾及到我与侄儿现状，才取消了这种念头。
我看到时机已到，立即将去北京的计划告诉母亲。她没有表态，坐在那里一边吸烟一边沉思不语。我只好说，我已经决定了，希望得到她理解与支持。母亲要我给她时间考虑几天。
母亲看到我郁郁寡欢，考虑几天后终于同意我去北京。我喜出望外，建议母亲回老家去。那里有姐姐照顾，有亲人陪伴，我可以无牵无挂了。
母亲要我先走，她等到侄儿放假再决定去留。她说要给侄儿转学回老家念书才放心。我拗不过她，于是着手准备，自己先走。
朋友们听说我去北京，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疑义。有人说北京是啥地方，是首都，是天子脚下，藏龙卧虎之地。好胳膊好腿在那里都不好混，何况我缺那么多零件呢。
我理解他们的一番好意，可是我决心要去试一试。朋友们见我决心已定不好再说什么，都祝福我一路走好。
我将烟亭低价兑了出去，带着一套行李，一只凳子和几本书匆匆踏上通往北京列车。记得我与朋友们临别时说过一句话：要么在北京站稳脚跟，要么去跳河。我所以如此狂言，因为我的水性比一般人不差。即便真的跳河，也是洗洗身上晦气。
我没有向小帆辞行，更不想让她知道我去了哪里，也许这样很不近人情，可是我不想看到她流泪。女人眼泪好似流淌在男人血液里的醋精，无论走到那里这种酸涩永远在血管里流动，愈久愈深。
第四部分       男儿心如海
冲浪须潮涌
若是弄潮儿，来北京吧！这里是竞争激烈地大舞台，转眼之间即脱颖而出，成为时代宠儿。
若是弄潮儿，来北京吧！这里是残酷搏杀地角斗场，转眼之间即徒然倒地，成为时代弃婴。
北京好似高速运转地机器筛子，优胜劣汰法则演绎的尤为淋漓尽致。这个筛子里滚来滚去的人，像一粒沙子，根本无法预料明天会怎样？不过人人都知道结果却大同小异：稍有懈怠，淘汰出局。
65
我乍到北京，满脑子美丽憧憬和幻想。兴奋、喜悦地心情好似到了遍地钞票的梦想天堂，想不发财都难。我甚至经常打电话，约陈挺骑车带我出去溜达。我一路上特别留意路面，惟恐一不小心错过捡钱包的机会。陈挺却告诉我，北京捡钱包概率比丢钱包概率要大的多。我问为什么，他说“扒手多呗”。
我很失望，只拣到一枚五角硬币。陈挺开玩笑说，是金币就好了，至少可以买一只摩托罗拉汉显寻呼机。我终于知道寸土寸金的北京，捡钞票远比挣钞票难的多。初来乍到地狂热渐渐冷却之后我意识到苦日子越来越近了。
我那时住在苏州桥旁边一家旅店，准确说是廉价地下室。尽管如此，价格依然不菲。每天十八元住宿费加上生活所需花销，我的钱包里很快只剩下那张身份证了。我这才扪心自问，来到北京这么久都做了什么？
我约陈挺到地下室来商量怎么办，他一脸轻松地说没事。他说有些公司需要人抄信封，问我愿不愿意做。我差点跳起来，埋怨他不识时务，什么时候了还问如此简单问题。他却振振有辞，说我做这种事情是大材小用。我苦笑不得，发牢骚说还是先度过眼前危机吧。
现在回想当初情形，我来北京的确过于盲目乐观。临行前甚至没想过到北京能做什么，靠什么维持正常生计？完全一时头脑发热，稀里糊涂地来到北京。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一定不会如此仓促。即便来，恐怕也要攒足了盘缠，权衡利弊得失之后才做出决定。而现实生活中没有如果。如果时光真的可以倒流，我的生活又怎样？至少这本书的内容要改一改了，或许根本不会写书。因为不来北京，我不知道世界有多大？个人有多小？生活有多难？机会有多好？充其量，过着一种井底之蛙，夜郎自大的生活。如此看来，偶尔盲目乐观，不一定是坏事。极有可能歪打正着地改变了生活轨迹，也改变了自身命运。我很侥幸，虽然走了不少冤枉路，好在一直没有偏离航道。谢天。谢地。谢人。
我满怀希望等着陈挺取信封回来，他却来告诉我公司有活的时候会联系他，我当时差点背过气去。陈挺劝我别着急，他去想办法。可是等我打电话再找他，寝室的同学说他已经几天没在学校上课了。我一听，顿时慌乱起来。
地下室的很多房间当时被“中科大”的学生合租了做宿舍。只有一小部分空房间是留给那些经济相对拮据的旅客，类似于我这样的人。经济条件相对较好的旅客都住在上面，没人愿意住到暗无天日的地下室来。像我这样一住就是一个多月的旅客，用服务员话说，极少见。像我这样身体重残旅客，更是仅此一例。

隔壁住着几位“中科大”女生，有位贵州女孩叫陈丹。她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极大帮助。正是她及时相助，令我度过来到北京以后最为灰暗的几天。
我们相识纯属巧合。陈丹男友从老家来看她凑巧与我同居一室。我们闲来无事下几盘象棋，陈丹看热闹喜欢为男友支招。我开玩笑说他们两个干脆一起上吧。陈丹不好意思起来，责怪男友下棋太臭，丢人。她男友走后她有时到我屋里借书看，偶尔主动与我下盘棋。其实与许多常到我屋里走动的其他人一样，我们仅仅认识，见面打个招呼而已。
我身无分文，与陈挺一时又失去联络，生活一下子陷入十分尴尬境地。旅店每三天交一次住宿费，我撒谎说等两天家里会寄钱过来。而我根本没脸向家里要钞票。过两天人家又来收住宿费，我只好又说过两天钞票就到了。收住宿费的人脸色顿时难看起来。让我感到更难受的是肚子里两天粒米未进，却装着若无其事样子与来玩的人谈笑风生。等人家一走，像一滩烂泥似的倒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发愣。
母亲笑着端来香肠炒辣椒与香喷喷白米饭，小帆笑吟吟端来油条与豆腐脑。我睁眼一看，又是黄粱美梦。顿时想到家里的千般万般好来，于是在眼冒金星中又闭上眼睛。眼里不时浮现出安徒生笔下“卖火柴的小女孩”。那时候我以为与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我可能熟睡中慢慢睡去不再醒来。
我那时只要开口求助，一定有人慷慨解囊，至少短时间内不会饿肚子。可是我咬紧牙关始终不向任何人求助。并非不想，而是羞于启齿。毕竟都是来自五湖四海陌生人，求助意味着丢人现眼。我居然还抱着“君子不用嗟来之食”“大丈夫不为斗米折腰”的传统观念聊以自慰，可见中国文化害人之深，只知教人之毁灭，不知教人之重生。当然更怪我对中国文化的曲解，不会变通与灵活利用。所以饿的眼冒金星，却抱着阿Q似的精神胜利法麻痹自己。我那时候萌生了熟睡中不再醒来的想法，如今想来真是迂腐到可悲可叹！
我记得恍恍惚惚中听到有人敲门，于是强打起精神挪着凳子去开门。只觉得眼前一阵昏花，差点从凳子上摔下去。我咬着嘴唇刺激麻木身体，才摇摇欲坠地打开门。
陈丹来还书，客套几句要与我下盘棋。我有气无力地说累了想睡觉。她看着我，愣了一下，告辞离去。我已经没有力气再从床上爬起来去插门了，干脆闭上眼睛。
不知道过了多久，懵懵懂懂之中好似听到有人叫我。我吃力睁开眼睛，眼前模糊一片，渐渐看清是陈丹站在我面前。我挣扎坐起来。陈丹将一袋东西放到床头桌上，我精神为之一振，意识一下子清醒了。我望着她不知说什么。她冲我笑了笑，说声“拜拜”便出去了，顺手关上门。
我迫不及待地从袋子里取出盒饭，大口大口吃起来。去“君子不用嗟来之食”“大丈夫不为斗米折腰”吧，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记得很清楚，饭是白花花的大米饭，菜是宫爆鸡丁。那是我吃的最香的一次宫爆鸡丁，以后再也没吃过那么香的饭菜。那顿饭我一辈子不会忘记，是和着眼泪咽下去的。此后几天，陈丹每次从学校回来都带上一份饭菜，而且还有一瓶酸奶和一包香烟。
收住宿费的人脸色越来越难看，如果没有新旅客住进房间，服务员看到房间里灯光长时间不灭，不时过来敲门提醒我注意节约用电，那种声音格外刺耳。
67
陈挺终于来了，看上去风尘仆仆，一脸倦意。他带回很多信封，说抄完后可以得到五百元钞票。那是一万个信封，一个星期必须抄完。我别无选择，整整一个星期几乎连轴转。饿了，啃几口廉价面包。困了，趴在桌上休息一会儿，睁开眼睛立即又投入到抄写中去，累的胳膊快抬不起来了。即便如此，陈丹与陈挺还抽出时间帮忙抄写一部分，总算按时完成任务。
当陈挺拿着五张新崭崭钞票放到我面前时，我不知道是喜悦呢还是辛酸？那滋味很难用言语表达。旅店服务员随后而至，小本本上一划，不多不少正好半个月，二百七十元住宿费占去抄写费的一多半。我从不心疼钱，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刻特别心疼。犹如心上剜去了一块肉。
服务员一走，陈挺不禁发牢骚，说人家势利，态度不好。我要他少发牢骚，并且引用巨人一句名言“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说完我想收拾一下，同陈挺到附近饭馆去吃饭。当我对着镜子刮胡子时不禁愣住了，这是我吗？好像刚从集中营里出来的战俘，既邋遢又难看。
我洗脸刷牙后换上一身洗过的衣服，要陈挺陪我出去吃饭。陈挺不想去，要我省着点花钱。我执意要去，还说北京这样地方，靠省钱过日子是过不去的。
用餐时我问陈挺有没有更便宜的旅店，他告诉我目前住的旅店已经最便宜了。我又问他还有信封没有，他说到时候人家会通知的。事后很久我才知道，陈挺那几天所以联系不上是在四处联系、寻找抄信封的事情。当他得知有一家公司往全国各地发函消息后，天天去那家公司等候，一直等到将那些信封拿回来。也许受到此事影响，陈挺还没毕业便开始寻找工作。现在想起来主要原因是他当初沾染了攀比的社会风气，可是客观原因也是我的到来无形中给他增添了思想包袱，促使他提前离开学校参加了工作，应该说是我拖累了他。虽然我们对生活的理解，认识，感悟和态度不尽相同，有时甚至在意识形态上产生激烈碰撞，可是我们之间的友谊却不受任何因素影响，一直保持到现在。我相信这份手足情深的友谊会永远继续。
我们用餐后回到地下室商议下一步怎么办。二百元钞票在地下室里意味着什么我很清楚：那种感觉跟倒计时等待宣判死亡差不多。我不想重蹈覆辙，再次发生饿肚子事件。我们商量来，商量去，始终受到一个问题困扰，我好像困在笼子里动物，有力用不上。
刚好陈丹放学回来，她听到我们谈话后，说他们班有些女生和男生同居后大都到附近的地方租房子住。真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陈丹一句话令陈挺茅塞顿开，他猛地一拍脑门，连连说他就咋没想到呢。
陈挺说明天他去附近村子找房子，租房子比住旅店便宜多了。我差点咆哮起来，板着脸数落他少来马后炮。
我终于离开住了四十多天的地下室。在那间阴暗，潮湿，暗无天日的地下室里留下我一段辛酸回忆。也许这是我到北京来应该付出的代价，或许是北京给了我一个下马威，要我重新认识她，审视她，要我看到她富丽堂皇，繁华似锦后面的峥嵘。
当我们走出旅店大门的时候，我一再要求陈挺骑车慢一点，再慢一点。他埋怨说那破地方有啥留恋的，是不是苦吃的不够多。其实他那里知道我是希望看到陈丹放学回来，当面向她说声谢谢。当时我能做的仅仅如此而已。可是我们走出巷口的时候陈丹依然没有出现，我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了。我再次见到陈丹已是一年以后了，她与陈挺相似，没毕业先找工作上班了。只是她不再是那个陈丹了。
这就是北京！她本身就是一所学校，我喜欢用“新观念速成班”来形容她对人们精神世界的影响。

我在北京租房子的第一个落脚点是长春桥，一个不大村子，与北京电视台隔着几块稻田和一条不宽的公路。村子虽然不大，由于很多私立学校的学生大量涌入，人口远远超出了它的负荷。因此很多人家为了增加额外收入见缝插针，巴掌大的地方也盖起小房以供需求。
我抄信封剩下的钞票刚好交上一个月房租费。陈挺在囊中羞涩情况下挤出一百元钞票留给我做生活费。他临走时我再三叮嘱想方设法找一些我能做的事情。
房东是一对上了年纪的老俩口。大爷姓桑，患有脑血栓，走路不甚方便，经常在老伴搀扶下到门口坐坐。用当地话说，出来晒晒太阳透透气。老俩口心地善良，态度和蔼。房东大妈对我甚是关照。
我住地对面是一家杂货店，仅隔着一条村公路。每天我挪着凳子去杂货店买烟，打电话。店主是本地人，大伙儿都叫他老五。小伙子很帅，由于我们年龄相仿很谈的来，彼此很快有了好感。
一次我去买烟，老五不在店里，只见一位中年妇女在店里忙活着。我一进去她便笑呵呵地说“哟，小段啊，买点什么呀？”我笑着说买包桂花烟。我出门时很客套的对她说：伯母，再见。
她笑了起来。我们闲聊了几句，我才知道她是老五的二姐。二姐人很随和，说话做事很爽快。她丈夫常年患病，行动不便，据说是脑淤血留下的后遗症。二姐为了照顾好丈夫辞掉工作成了全职太太。
他们的女儿当时念小学，二姐一边照顾丈夫一边操持家务，同时还要顾及杂货店，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请来弟弟帮忙照看店面。随着外地人不断涌入村里，小店的生意非常好。
二姐一家人是我近距离接触的第一批北京人。我刚搬到村里那段艰难的日子，二姐一家人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与便利。二姐对我更是关照有加，我觉得她如亲姐姐一般。我母亲到北京住院时还是她帮助办理的住院手续，并且垫付了住院押金。毫不夸张的说，若不是二姐一家人的热情关照，也许我真要跳河了。
我大部分时间在屋子里写东西，写完后四处投稿，想以此养活自己。不过我那时写的东西一文不值，靠写作谋生简直白日做梦。
二姐夫腿脚不方便，天气好时便在杂货店旁边坐在椅子上晒太阳。他喜欢与我聊天，经常要我出去陪他。我常苦着脸说，二哥啊，我在写东西啊。他问我写的如何了，我不好意思的说没人要啊！这时他们两口子安慰我“甭急，慢慢来”。
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时候二姐常在外面喊我“小段！快出来晒会儿太阳，二姐夫等你呢！”
二姐夫患有高血压，腿脚不利落，又是急性子，遇事急的不得了。二姐时不时地笑着劝他“你啊，看人家小段，整天乐呵呵的，没事儿唱着小曲，多棒啊！”
二姐夫立即化忧为喜，说这小兄弟是比不了“甭说我，我看那些好胳膊好腿的也不成！”
我们聊天时他们常问我，怎么想到一个人来北京了。我笑着说脑子发热，现在骑虎难下喽。二姐劝我好多次，不成的话回去算了。我苦着脸，说既然来了，夹着尾巴逃跑丢人啊。二姐夫有时笑着说，成啊，小子，看你熬多久。我开玩笑说，过一天算一天吧，过不去了，不是挨着万泉河吗，到时“扑通”往下一跳，完事。两口子哈哈大笑。
抄信封的活时有时无，所以我的生活一直处于困窘境地。每当经济陷入困境时杂货店里成了我临时的接受地。我赊东西时二姐从不记帐，他们说我自己记住就行了。我接到抄信封的活，挣到钞票立即去杂货店结算。每次二姐或者老五都说“不急，你现在困难，等有的时候再还也成啊！”我笑着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
我搬到长春桥以后或多或少还是引起了村里人的关注与兴趣，每次我挪着凳子出去，总有一些人好奇的看着我，窃窃私语、议论纷纷。偶尔有人向二姐一家人打探我的情况，他们不免将我吹嘘一番。于是很多人对我刮目相看，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我的苦衷呢。
我那时候生活条件很不好，几乎上顿面条下顿还是面条。很长一段时间被面条缠绕住了，像绳子捆在身上挣脱不了。生活条件稍好之后我极少吃面条，甚至看到面条便没有食欲。也许当年吃面条伤着了。
我欠杂货店里的金额最多时高达五百多元，那个月一点收入没搞到。二姐一家人知道我不好意思再开口赊帐，主动对我说，缺什么只管去拿好了。
如果说北京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个地方二姐一家人则是我最敬重最感恩的。我爱他们如爱我的家人与朋友一样，想他们的感觉挺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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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寒假时母亲带着侄儿回老家途经北京，我与陈挺商议后决定暂时不要母亲来我的住地，我们去车站见母亲。
母亲问我在北京好么，我高兴的说很好。陈挺按事先筹划好的办法，乘我与母亲亲切交谈的时候立即去购买下午去长沙的车票。母亲与我谈话时从行李包里取出一沓信件交给我。这些信是何琪写的，我塞进了棉衣兜里。
陈挺买车票回来时我装模作样的埋怨了几句，然后遗憾的对母亲说本来想留她在北京玩几天，既然车票买到了那就等下次吧。
我们在车站附近一家小饭馆吃了点东西，刚好到了发车时间。母亲临上车时将一千元钞票硬塞到我衣袋里，说“满仔，我晓得你一个人在外面莫容易哦，有么子事要记得往屋里写信哩！”
我喉咙一紧，说不出话来。少许，我强作笑脸对母亲说不用惦记我，要注意保重身体。母亲嘱咐我几句，领着侄儿流泪踏上了南去的列车。母亲刚转身离开，我心里顿时似刀割般的疼痛。我极力抑制住涌上来的泪水，将它屏蔽在眼帘之中。
我回到住地将何琪的信件看了一遍，不禁一声长叹。她不知道我在北京，信里多次问我为什么不回信。我当天晚上写了一封长信，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告诉她。
不久，何琪来信了，一再道歉说错怪我了。此后我们每个月联系一次，大多是互致问候。偶尔谈谈各自的生活琐事。
春节时陈挺回家了。我看到家家户户高朋满座，喜气洋洋，心里不禁怅然若失。房东大妈给我端来了饺子，二姐非要我去她家吃涮羊肉。老五还借了辆面包车带我回到他们家门头沟放鞭炮。每当想起这些事情感激之情油然而生。遇到这样的好人，真是我的幸运！
70
转眼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我的生活依旧停滞不前。这时我感觉靠写作养活自己的愿望暂时不可能实现了，于是想起父亲遗言里那句“先谋生计，再谋业绩”的话来。我想了很久，始终想不出谋生的办法。
一天与二姐闲聊时她说我要是能走出去就好了，老五开玩笑说我能骑摩托车就更好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突然产生一个念头，如果学会驾驶三轮摩托车，许多生活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既然如此何不试试呢！
当时村里有些腿脚不便的人经常驾驶摩托车从路上往返经过，有一次我问人家这种车我能用么？人家见我只有一只手，摇着头说我骑不了。我仔细询问了残疾人摩托车的性能和驾驶技术后，觉得这种摩托车稍作改动，或许可以利用。
我深思熟虑了几天给姐姐写了一封长信，希望得到她的支持。姐姐给我打电话仔细询问了情况后，说她家正在盖楼房，要我先等几天她与姐夫商量一下。
有一天我正在屋里看书，老五过来叫我，说有人来电话找我。电话是姐姐与姐夫打来的。我们在电话里交谈了十几分钟，他们告诉我，五千元钞票已经按着我留下的地址寄来了。我一听，激动的差点晕了，连连向他们表示感谢。我没有对他们如此礼遇过，明显感觉到他们在电话那头有种受宠若惊的惬意。
老五亲自陪我到北京残联摩托车专卖店去买车。我们又到修摩托车的地方将油门挪到左边车把上。
我刚开始练习驾驶摩托车那段日子吃尽了苦头，记不清多少次整个人像沙袋似的从车上抛下来，手臂多次被地面擦伤。不到半个月，摩托车上两块挡风板被摔的粉碎，车表皮多处留下划痕。尽管如此，我的手与脑子的协调还是像短路似的难以同时工作。特别是手指，总是比脑子的反应慢半拍。记得有一次我从车上甩了下来，头部差一点撞到一棵树上，事后想起来非常后怕。还有一次，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迎面开来一辆白色面的。由于一时紧张，将煞车当成了加油门，摩托车迎着面的冲了过去。幸亏面的躲闪的快，我几乎是贴着面的一掠而过，车把在面的上留下了一米多长的划痕。面的司机下车后立即冲我咆哮“怎么开车的，不要命了”。我连忙向人家赔不是，司机一看面的上那条清晰的划痕心疼的不得了，向我索赔二百元钞票。村里人纷纷过来讲情，赔了五十元钞票了事。面的走后我才发现自己吓出一身冷汗。我过后一想顿时不寒而栗，若不是那辆面的躲闪的快，可能一命呜呼了。我一想到驾驶摩托车的危险性不禁胆战心惊，一度产生了放弃的想法。可是转念又一想，不能以车代步生活便没有希望，只好硬着头皮提心吊胆地又去练习了。
随着手指的日趋灵活与渐渐积累起来的经验，我总算可以慢慢上路了。又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与磨合，我终于达到了人车合一，随心所欲的境界。我是在形势的逼迫之下，为了生存和自由才做到了在别人看来很难做到的事情。仅凭这一点村里人都对我竖起了大拇指。尤其是二姐，常对二姐夫说“你瞧瞧人家小段，什么都不怕，哪像你有点事儿，像个事妈似的，嘟嚷个没完”。二姐夫与人坐在一起聊天时常对人说“我这小兄弟，真有点斜的歪的，不服气还真不行！”
我刚学会驾驶摩托车那阵子几乎每天绕着三环路跑个来回。到了晚上更是漫无目的到处跑。我到北京这么久，一直没有机会出来好好看看这座繁华的大都市，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岂能错过。那种感觉畅快淋漓。
有一次我开车去天安门看夜景。当时不懂交通规则，在公交车道里一路狂奔，快到天安门广场时被交警截住了。他看到我的身体状况后惊愕地睁大双眼看着我，迟疑地将我引导在非机动车道里行驶，然后自言自语地说了句：真是邪性，什么人都有。
偶尔二姐家里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主动要求去蓝靛厂帮他们上货。他们对我非常信任，几千元货款交给我，回来时从不算帐。有时候我也带着二姐夫在村周围四处转转。他逢人便夸我有本事，有能耐。
我有了车等于有了腿，想去哪里凳子往车后座上一放，来去方便快捷，生活因此上了一个台阶。

我为了车辆出入方便，换了一家房东。在长春桥我第一批接触的几位朋友是酒吧歌手，他们经常带我去唱歌的酒吧听他们唱歌。经过接触后我才知道做酒吧歌手很不容易，无缘无故被炒鱿鱼是家常便饭。我问他们为什么自己不写歌，他们听了都笑。我看出来了他们笑我幼稚。
现在想来也的确如此，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连谱都看不懂，只是用吉他伴音才能找到音准和节拍，在酒吧里做歌手以实属难得了。他们当中有人试图尝试写歌，不过效果很不理想。真是应了那句话“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看来不论做什么事，只有爱好和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具备坚实的基础，当然还要一点点天分和运气。
我住的院子里有位女歌手。她的名字很好听，谭琴。她的搭档是很帅的小伙子，叫潘军，新疆人。潘军很有演唱天赋，他唱什么歌我觉得很好听，粤语歌曲更是唱的惟妙惟肖，与原唱者不相上下。他偶尔也写歌，听说我经常写点东西便要我试着写几首歌词。我没写过歌词委婉推辞了。我那时候晚上经常去人大西门卖东西维持生计，根本没有写东西的想法。潘军非要我试试，他说有很多想法，想用音乐表达出来却没有好歌词实在可惜了。我见他一片诚心，只好答应试试看。于是我暂时放下手中的小买卖，晚上同他们去酒吧玩耍。美其名曰体验生活，不如说是免费去听歌看美女了。
我一连去了半个月酒吧，几乎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心里，眼里只有美女，咖啡，夜光杯。谭琴笑话我，说我一到酒吧里眼睛色迷迷的。潘军笑着为我开脱，他说男人嘛，到这地方没想法就不是男人了。他有一句经典名言常挂在嘴边，至今我还记得：男人的血管里都流着淫荡的血。
我去了那么多次酒吧，不写点东西面子上很过不去。我只好勉为其难地写了一首歌词“北方男孩”：不要瞪着你的眼/不要傻看我的脸/好像我这个外地人/与你隔着九重天/ 这个时代变化快/是否感到太无奈/我和你一样的困惑/不知是好还是坏/ 我是北方男孩/透明的像玻璃一块/喜欢简单的生活/却有那么多无奈/于是将理想的翅膀掩埋/不再梦想草原和大海/只希望站在沙漠的边沿/不要沾染一身尘埃/ 我是北方男孩/透明的像玻璃一块/只盼望沙尘飞扬的地方/还有一片美丽云彩/ 潘军看了我写的东西非常高兴，说他一定谱曲。
我一度沉溺于酒吧的声色霓彩之中迷失了方向。我到了酒吧才知道什么叫有钱，什么叫一掷千金。酒吧里寻欢作乐的人形形色色，鱼目混珠。小姐们一个个花枝招展，妩媚动人。很多小姐与歌手形成一种默契，只要客人来消费，小姐小鸟依人般地在客人怀里频频点歌，事后与歌手分摊点歌时的小费，可谓是生财有道。偶尔有客人直奔谭琴，谭琴给足对方面子，陪着客人喝酒聊天挣些唱歌以外的额外收入。
一些有钱女人对潘军感兴趣，潘军对漂亮的女人彬彬有礼，对没兴趣的女人则是委婉拒绝。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处在这种声色犬马的环境熏染之下难免不喜新厌旧、见异思迁、神魂颠倒、魂不守舍了。
一日歌手休息时我与潘军、谭琴正在闲聊，忽觉眼前一亮，只见一位妙龄女子长发飘飘，衣袂翩翩地来到酒吧。她穿着格外醒目的红裙子，步履轻盈，神态妖娆，言谈举止之间从容洒脱，婀娜多姿；真是一笑百媚生，举止溢风流。我来过酒吧N多次，如此魅力四射的女子还是第一次见到，不禁想起了那句“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她笑吟吟地与酒吧服务生打着招呼，然后径直向我们走来。谭琴立刻站起来笑着同她亲昵拥抱一下，然后两人坐在一起，热情寒暄起来。潘军冲她嬉笑，她瞅了潘军一眼，从包里取出一包玉溪牌香烟扔给他说“拿去吧”。这时，她似乎才看见了我，扫了我一眼，故作矜持地问“这位先生是？”
谭琴向她介绍了我，她不经意“哦”了一声，然后面对谭琴开始谈起了女人感兴趣的时尚话题。
她是曲薇，正在“人大”自费读书。用潘军话说是酒吧里的花魁。我很纳闷，大学生也来酒吧做小姐吗？潘军笑我少见多怪。他说大学生在酒吧里做小姐的人多了去啦，像曲薇这样只陪酒聊天不出台接客的已经很难得了。他戏谑的说，很多女子为了钱除了要命，什么都不要了。
从曲薇与谭琴的言谈举止中看的出来，这是一个活泼开朗，聪明伶俐的姑娘。两人开心的交谈了一会，曲薇说好久没唱歌了，想唱几首过过瘾。谭琴只好陪她上台坐在一旁弹吉他伴奏，曲薇不但人长的好，歌唱的也不错。她唱的那首“橄榄树”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酒吧下班时谭琴顺路搭坐我的车回家，曲薇笑着说，谭琴还有专车接送啊。谭琴笑，说我们顺路。曲薇在门口叫辆出租车，风驰电掣而去。潘军骑车与我们分道扬镳时，得意洋洋地宣称，还有妹妹在等他呢。
周末陈挺到我住地，准备帮我去天意市场上货。他一见屋子里的画没有卖出去，问我怎么回事。我撒谎说生意不好，城管稽查管的又严，自然卖不出去了。陈挺笑着说他下班后去过几次人大西门怎么没见我，我说也许人多他看花眼了。陈挺见我吱吱唔唔，没好意思问下去。
72
我的钱包又见底了，心里不禁有点着急了。只好断了暂时去酒吧的念头，静下心来做自己的小生意。那天我正在卖画，有人要买一张山水画。我抬头一看不禁愣了：还是那身红裙子，还是一肩长发，只是颈项间多了一条淡蓝色的围巾，若不是戴彩色眼镜，很像曲薇。她背着一把吉他，这时慢慢摘下眼镜，果然是曲薇。她冲我淡然一笑“你呀”
我脸“通”地红了，问她要那张画。她蹲下身子，将所有的山水画翻了一遍，然后挑了一张“漓江山水”，问我多少钱。我客套的说，喜欢的话拿去吧。她笑了起来，说我很大方，问我她天天来，天天送吗。
“我？”我一顿，即而笑着她天天来，我只能喝西北风了。曲薇笑了，递给我一张二十元的钞票。我刚要找钱给她，她卷起画纸，笑着说不用找了，算是小费吧。说完，笑着转身而去。
那一瞬间在路灯的映衬下，曲薇像彩虹一般姗姗飘然而去。望着她渐远的背影，我不禁浮想联翩，回到家里连夜写下了“彩虹美人”：一帘长发/一把吉他/眸子像露珠在月光下/红色衣裙/淡蓝问巾/脸儿像朝霞点缀的云/也许是梦里/又不像梦里/仿佛云里雾里/曾见过你/有一点仿佛/又有一点依稀/好像南柯一梦/见到了你/彩虹美人/神态盈盈的美人/那双幽深的眼睛/好似夜空的星星/亮晶晶/却无法靠近/不知天上人间是否有你牵挂的人/彩虹美人/衣袂翩翩的美人/嫣然一笑的眼神/好似黑夜的黎明/静悄悄已透过窗棂/唤醒梦中人/那个痴痴的追梦人/。
我将歌词给了潘军，他与谭琴看了后笑的不得了，说我写的是曲薇，我辩解说写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去卖画了，天天去酒吧不能当饭吃要饿底子的。他们笑了，潘军拍着胸膛说，一定给歌词谱曲。
潘军将谱曲好的歌词，一边弹吉他一边唱给我听，我一脸沮丧地对他说“暴殄天物”。谭琴格格笑，对潘军说怎么样呀，我就说了，你的曲子和歌词不匹配吧，人家小段写的是飘飘欲仙的感觉，你那曲子写的什么呀。听说潘军在酒吧里还演唱了那两首歌，可是效果糟糕透顶。从那以后他没有向我要过歌词，我再也没有写歌词的念头。
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去人大西门卖画，尽管收入不怎么样，不过勉强可以维持生计。陈挺偶尔接到一批信封回来，我还是不厌其烦地按时完成任务。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既平淡又无聊，那时我常常安慰自己：也许这就是生活。
那天我刚在路面上摊开画卷，有人大声喊，城管来了。顿时一阵骚动，人们疯了似的慌乱收拾东西到处乱窜。我也急忙卷起画卷，可是慌乱之中画卷乱成一团，这时有人过来快速地将画卷收拾整齐递给我。我一看是曲薇，颇感意外。她笑着问我，警察不会抄我的东西吧。我说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嘛。她笑了，将画卷放到我后车座上，我说了声谢谢，开车迅速离开。
那时候所有在人大西门卖东西的小贩都一样，城管来了四散逃去，城管走了又蜂涌而来。很多人称这种方法叫打游击。
曲薇经常带同学来买我的画，时间久了偶尔闲聊几句。她问我为什么来北京，我笑着问她为什么来北京。她笑了，说北京好。我也笑了，说北京好玩。
有一天我正在卖画，老五呼叫我。我打电话问他什么事，他说二姐夫犯病了。我只好赶了回去。老五说他与二姐晚上去医院，要我在杂货店里守夜。第二天老五回来说二姐夫没事，观察几天就回来。我听了以后很是高兴。
73
谭琴说有人过生日，要我用车送她去蓝靛厂。我开玩笑说“给钱”，她说没问题。那天是曲薇的生日。潘军与一些人早已聚集在那里。他们要我进去，我心想人家过生日又没请我便推辞了。我刚启动引擎，却见曲薇出来了。她笑吟吟地说，赏个脸吧。我犹豫了一下，说没有生日礼物也可以吗。她曲薇笑了笑，说指望你的生日礼物，太不人道了吧。
我嘿嘿一笑，加足油门疾驰而去。潘军跑出来冲我大声喊，我心里极不痛快，他喊了什么没听清。
谭琴回来后问我是不是生气了，我笑着说与人家不在一个档次，何必凑热闹呢。
我没想到过了几天，曲薇在卖画的地方遇到我，解释说那天她不是有意的。我嘿嘿一笑，说有意无意没关系，那么多陌生人我不太习惯。曲薇似乎自我解嘲般地笑道，都是江湖儿女，干吗那么计较呢！
我重复一句，只是不习惯而已。我强调说，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我尊重别人的生活习惯，也不希望别人无视我的生活习惯。曲薇困窘的笑了，说她以后一定注意。
谭琴与一位鼓手关系密切，偶尔同住一起却没有恋人卿卿我我的那种温馨。我很奇怪，背地里问潘军，他怪异地笑，然后告诉我谭琴有丈夫，过几天要来了。我“啊”了一声，不自禁的说怎么可以这样呢？潘军拍了拍我的肩膀，笑我太嫩了，这么简单的问题都不懂。他用一种玩世不恭地口气问我，生理需要懂不懂啊。我点点头，似乎懂了却又不太懂。这种事北京很普遍，只有我想的那么复杂。
过了几天谭琴的丈夫果然来了，两口子卿卿我我，恩爱异常，丝毫没有不和谐的迹象。看来我是杞人忧天了。
有天晚上我卖完东西回家路过小南庄时看到曲薇步行回家，我不经意地问她为什么不打车，她说省钱呗。
“省钱？”我不禁笑了。印象中曲薇一直花钱如流水，出门车来车去的，根本不是省钱的主儿。她问我最近怎么没去酒吧，我说那是有钱人去的地方，我暂时没资格。她笑了，矜持的问我，如果有钱呢。我告诉她没有如果，只有结果，说完加大油门疾驰而去。
我走出几十米，又停了下来。等曲薇过来后，我笑着说她要是愿意，可以顺路捎带她一程。她犹豫了一下，笑着说多谢了，然后轻提裙子坐到车上。
我将她一直送到住地门口，她客套了几句，请我到屋里坐坐，我谢过后掉头回家了。
用当地人话说，这天一年比一年热了。夏天到了，万泉河里成了天然的浴场。谭琴的丈夫很怕热，四处找人陪他去河里游泳，我毛遂自荐陪他去，众人以为我开玩笑，有人戏谑说，我敢去河里游泳，他敢用手掌煎鸡蛋了。我欲擒故纵，刺激了他几句，他果然中招与我击掌打赌，我游过万泉河，他请众人去小南庄一家四川火锅涮锅子。
我们来到河边，潘军背着我走下码头时很多游泳的人不约而同地向我投来诧异的目光。我视若无睹，将凉水洒在身上各处拍了拍，并开玩笑说现在毁约还来得及。众人哈哈大笑，说我动真格的害怕了。我“叱”地一声笑，说这顿火锅有的吃了。说完，深吸一口气，一头扎进水里，潜水游向对岸。
我不知游了多远，感到快窒息时立即浮出水面。我看到离岸上只几米远，不免有些遗憾。心想：早知如此再加把劲直接到岸了。我游上岸，坐到码头上，向对岸观望，谭琴手舞足蹈，在对面大声喝彩。
我稍歇片刻，跳入水中游回对岸。我发现很多游泳的人像见了怪物似的看着我，有人甚至游回岸上居高临下地观看。我看到人们多是欣赏、羡慕的目光，不禁暗自得意，愈发的在水里撒欢了。
我变换着不同的泳姿，轻车熟路地游回岸上。与我打赌的人输的心服口服，外加佩服。我免不了吹嘘地说，家乡的河比这条河宽大多了。
正在这时一位女子全副武装从对岸游了过来，上岸便说“小段真牛啊！”说完，摘下了潜水镜。用光彩照人形容曲薇，任何时候都不为过。当她湿漉漉地站在码头上，立即吸引了众多的异性目光。原来曲薇一直在河里，由于全副武装我们没有认出来。
谭琴告诉她有人请客吃火锅，曲薇说有这种好事哪能不去，不吃白不吃。她要众人稍等一会，说完一跃而起，潜入水中。看她入水的姿势，很像受过专门训练。曲薇上岸后向我们招手，大声说她回去换衣服，要谭琴骑车过去接她。
谭琴说骑车又累又热，建议我开车去接曲薇。我将摩托车的钥匙扔给了别人，接美女的好事自然有人挺身而出，美滋滋地开车从桥上过去了。
我不会喝酒，用餐后告辞回家了。与歌手们在一起围绕的话题永远离不开娱乐圈，我对这样的话题不感兴趣。
谭琴与丈夫经常闹别扭，每次争吵过后她丈夫到我屋里找我下棋。入秋时谭琴终于同意了丈夫回家的决定，用她的话说，还是老公说的对，与其在北京没有希望的耗下去，还不如回家做点别的。我看着两口子背着行囊匆匆离去的背影，不禁想到自己的处境。或许有一天像他们一样，失望中匆匆逃离这座繁华的城市。北京是一个梦开始的地方，更是一个梦破碎的地方。每天不知道有多少人寻梦而来，弃梦而去。

时间真快，转眼又一年过去了。我的生活像歌里唱的那样“这些年过的不好不坏”。依旧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穿梭于人大西门，接触的人形形色色，三教九流。刮风下雨不出去摆摊的空闲时间，住在大杂院的几个年轻人聚集一块打打麻将，诈诈尽花。我逢赌必输，输赢虽不大，那时候却看的很重。众人大致差不多，收入微薄，有人因输钱日子过的更拮据，甚至连房租都交不上。后来发生了一件事触动了我，同院子里的一个年轻人因为盗窃公司的东西被送进了派出所。好在及时找人托关系才没有出大事。从那以后我极少参与“赌博”了。
当时一位河南小伙子在北京郊区当兵，退役后与女友来到北京。他住在邻家院子里，常到我们院子里玩牌，我们都称他“大款”。比较而言他的收入比我们高出很多，至于做什么谁也不知道。不过我经常看到他与女友等人在人大西门的天桥上卖东西。他很少做饭，经常与一帮人在饭馆里把酒言欢，令人非常羡慕。
一次我们在饭馆里碰巧遇见他非要请我吃饭，我推脱不掉只好与他同桌。用餐时他提出与我合伙做生意。我不好意思的告诉他缺少做生意的本钱。他说不用我出一分钱，保证每月收入三千元以上。我嘴上不说，心里话：世上有这等好事？他悄悄告诉我每个月他能够净挣五千元以上。我不免不动心了，问他做什么。他笑着说没人的时候与我好好聊聊。后来他说与我合伙卖黄色光盘。我吓了一跳，当即委婉拒绝了。我不是傻子，知道卖那东西让警察抓住没有好果子吃。何况警察来了，别人跑的飞快，我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
他见我胆小怕事，想了一个折中办法，，每天给我五十元好处费，中午管顿饭。条件是我每天开车到人大居民楼胡同里，带着光盘等他。他们卖完了呼我，我只要送光盘过去即可，实际上我是一个流动仓库。我心想那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于是笑着说，他们每人多带一些多省事，干吗非要用我。他这才道出了实情，说带多了抓着麻烦。他说我是残疾人，别人不会怀疑，警察抓住了没什么大事。我觉得主意不错，既有利可图又没大的风险，便故作深沉的说我考虑考虑。其实只是做做样子而已。
第二天我带着一箱子光盘在人大居民楼里转悠，果然呼机响了。我一看不是卖光盘那些人留下的数字暗号，立即找公用电话回话。原来是曲薇，她说她快不行了，催促我马上过去。我没功夫理她刚要挂电话，她在电话那边哭了起来。我犹豫片刻，只好给卖光盘的人打电话将东西还给他们，说自己有重要的事要办，说完匆匆离去。
75
曲薇住在长春桥是为了上学便利，我到她住的地方挪着凳子走进屋子。曲薇躺在床上，面容憔悴，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儿。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什么大事，我气的差点骂娘。心想：没事干吗呼我来。她要我坐，说桌子上有香烟自己去拿。曲薇抽薄荷型香烟我不大习惯，说了声谢谢。
曲薇似乎有话说又犹豫不决，沉思片刻后问我觉得她“干爹”怎么样。那人胖乎乎的，四十多岁，是一家国企公司的头儿。名义上曲薇称他为“干爹”，实则关系暧昧。
曲薇见我不吭声，自言自语地嘟囔了一句，她“干爹”挺好的。我心里话：的确不错，有钱有车又能说会道。每次见了我小段长小段短的叫个不停，有时将好烟硬往我衣袋里塞，就是官腔套话多点。听说她老婆在外企工作常年在国外。
曲薇怀孕了，问我怎么办。我愣了一下，觉得这种事与我何干，问我这样的问题未免有些强人所难，我很不自然的笑了笑。
曲薇看了我一眼，说她一直挺佩服我的。我心想这与怀孕有什么关系呢。她又说想了好几天，想听听我的看法。
天呐！我心里话：这是什么事啊！我们才认识多久？不过吃了几顿饭而已。为什么好事想不到我，晦气的事却想到我。
曲薇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强调说不必忌讳，我有什么说什么好了。我思索了一会，问孩子是不是她“干爹”的，她点头。我问她“干爹”知道吗，她说暂时不想告诉他，好像要挟他似的。
我没想到曲薇还是性情中人，这个时候还为别人着想，不禁对她有了几分尊重。我问她喜欢“干爹”吗，她沉吟不语。少倾，她说不知道是否喜欢，只觉得他人不错，对她特别关照，供她上学读书舍得花钱。
我说这种事别人决定不了更替代不了，她自己看着办吧。说完，我起身告辞。曲薇却要我坐一会，并且从床上起来沏杯咖啡递给我。
我不喜欢喝咖啡，象征性的品尝一口。也许心情使然，那味道像橄榄。曲薇又回到床上，目光逗留在天花板上。她寻思少许，一脸凝重的问我，是不是看不起她。
“我？”我尴尬地笑了。想到刚才还在卖黄色光盘，有什么资格看不起别人呢。我说北京这个地方充满诱惑，布满陷阱，每个人都有选择如何生活的权力，我好像没有资格看不起别人，更没有资格对别人说三道四。
曲薇淡淡一笑，说她明白我的意思。她还说到北京这么久没有一个好朋友，她觉得我是非常可靠的朋友。既而她漠然一笑，说她错了，在我眼里她与小姐没什么区别。说完，她点燃了一只香烟吸了几口，随即眼泪一点一点地流下来。她说每次看到我心里不由自主地做比较，我可以养活自己，她为什么不能？她什么都不差，凭什么做别人玩偶。
我表示理解，说这种事情现在很普遍，你情我愿各取所需，没什么不好。曲薇瞥了我一眼，将烟蒂狠狠掐灭在烟灰缸里。她板起面孔说我笑话人不带脏字。我嘿嘿一笑，换上一副善意的表情，说现实如此，不能睁眼说瞎话吧。
曲薇没有吭声，似乎认同了我的坦率直言。我们之间话不投机，只好岔开话题闲谈了几句。我觉得没有呆下去的必要，客套一番起身告辞。临走时我问曲薇愿不愿意听我一句真话，她深邃的望着我，矜持说请我来就是想听真话。
我很坦诚的告诉她，一个人不应该将自己的命运与生活捆在别人的裤带上，依赖别人不是长久之计。
我挪着凳子出去的时候，曲薇一直送到大门口。我没想到平时活泼开朗，聪明伶俐的姑娘，令人羡慕的背后竟然有那么多无奈与苦涩。也许，我看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而已。
又过了几天曲薇再次呼我过去，她说我经常在外面转悠，可不可以找个私人诊所或者大夫。我以为她身体不舒服，建议她去正规医院瞧瞧。她叹息一声，显得有点无奈，她说想将孩子拿掉。我一怔，要她再仔细考虑一下，她坚定地说早已想好了。
其实蓝靛厂有私人诊所曲薇不会不知道，她大概不想让认识的人知道才请我在别处找。我在四季青找到一家小诊所，将详细地址告诉了她。
曲薇晚上打车去诊所做了人流。细细一想她也挺可怜的，才二十岁的姑娘遇到这种事。不过她很坚强，意识到错了没有继续下去。
令人惋惜的是一条幼小生命被无情扼杀了。不知道这是时代进步呢还是疯狂。看来人类才是谋杀生灵罪魁祸首，任何冠冕堂皇理由在生命面前都是苍白的。
76
周末我与陈挺去天意市场进货回来，二姐大老远招手示意要我过去。陈挺抱着一摞子画卷跳下车。我开车来到杂货店。
二姐夫见了我，坐在椅子上用拐棍指着我，说我不够意思，有女朋友了不告诉他一声。我嘿嘿笑了，说哪能呢，别拿我穷开心了。
他笑着对二姐说，我的嘴严实，油着呢。二姐笑了，说小段哪像你，芝麻点的事儿，弄的像过年似的。
我看没什么事，客套几句想离开，二姐笑呵呵说“慢走啊，小段，何琪的事儿，明个有时间再说吧！”
“何琪！”我心里不禁一颤。
夫妇俩笑了，问我为什么不走啊，二姐夫笑我迈不开步了。我这才缓过神来，问何琪怎么啦。
二姐笑着说，小段真够可以的，姑娘追到北京来了。我心里“咯噔”一下，急忙问二姐怎么回事。二姐从柜台里取出一张纸条说，何琪明天下午两点到北京，要我去西站接她。
“我的天呐！”我大吃一惊。
夫妇俩大笑起来，说我乐昏了头，连天都喊的出来。我苦着脸说，还乐呢，哭都没有眼泪了。
二姐夫埋怨我不地道，有好事不告诉他们。他再三叮嘱我带何琪过去让他们瞧瞧。我没心思听二姐夫唠叨，脑子里转来转去地想着怎么办。我离开时二姐提醒道，接站时别忘了买束鲜花。
我回到住地，陈挺正在给画分类。我要他停下来，快去租间房子。他看我着急慌忙的，问我发生什么事了。
我心乱如麻，来不及细说，只是强调他快点，务必当天租下来，明天就用。陈挺问我到底怎么了，我敷衍道，租到房子再说吧。
陈挺满腹狐疑的看着我，放下手里的活儿。他刚走到门口我又说租房子的地方最好离我远一点，他诧异地问多远，我说蓝靛厂最好。说完，我将车钥匙扔给了过去，要他骑我的摩托车去。
我将画卷分好类，躺在床上寻思起来：何琪怎么突然就来了？为什么事先不打招呼呢？一连串的问号好像烤肉用的铁钩子，一点一点地勾心里。我一再告戒自己冷静下来，不要乱了方寸。
我们晚上用餐时我才将事情的原委告诉陈挺，他非常高兴，告诫我不要再错过了，重蹈孟香的覆辙。
“嗳！”我无奈地一声长叹，说何琪来的不是时候。陈挺驳斥了我，说我身在福中不知福。我无话可说，缄默不语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分手后，我去了曲薇家里。曲薇经历了人流事件之后好似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主要心思也用在学习上。听说她“干爹”因此给了她一笔补偿费。
曲薇住的是独门独院，那时已经将其它的两间屋子租给了别人，俨然成了一位房东。她一边沏茶一边说我准有事。我说没事就不能来么。她笑了，说我无事不登三宝殿。
我说明来意后她不禁睁大了双眼，连连诧异的说，行啊，小段，真没看出来呀。她比我小，却一直叫我小段。我懒得同她计较。
曲薇忽然眉头一皱，若有所思的说，这种事我应该亲自去，她去算什么回事。我嘿嘿一笑，说我不能开车进站里，这才来麻烦她。
曲薇聪明的很，直率的说这不是理由。我笑着说，哪来那么多的理由。她想了想，爽快的说，小妹愿意效劳。
我临走的时候要她回来时打车到长春桥，我在桥上等她们。曲薇不解地看着我，问我为什么不进村里非去长春桥，是不是想制造一点浪漫。我说何琪的住地在蓝靛厂。曲薇以为听错了，确定没听错时不由得摇摇头，我听到她在背后说我脑子短路。

我收到曲薇呼我的信息，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开车到长春桥上等着何琪的到来。我想了很多见面时的开场白，觉得俗的太俗，雅的太雅，都不怎么样。干脆心一横，一切顺其自然吧，爱咋咋地。
等人的感觉时间好像停滞了，一分钟比一小时还长。我眼看着一辆辆出租车从桥上疾驰而过，却不见何琪与曲薇的影子，不免有些焦灼不安。
终于一辆夏利车来到桥上，何琪与曲薇正在车里看着我。她们刚要开门下车我制止了，吩咐司机继续开车跟着我走。我在前面引路，来到何琪的住地。
陈挺早已收拾好屋子等在那里。我们进屋后，我开始给他们一一作介绍。何琪很拘谨，脸红的像熟透了的西瓜瓤。
相互客套寒暄一阵后，陈挺、曲薇借故先走了。我与何琪在一起居然不知说什么。她见我不说话，矜持地看着我也说不出话来。
“一路上还好吧？”我总算找到一句话，打破沉默。
她点点头，笑着说，蛮好的。停顿片刻，我又想起了一句，问她家里还好吧。她依旧点点头说，蛮好的。
我语无伦次的说，这样就好，这样就好。说完，干笑了起来。一定比哭还难看。
我说她来的够突然的，我一点心里准备都没有。话一出口，我觉得欠妥，马上补充了一句，她吓了我一跳。
何琪两眼不时地打量我，犹豫了一下，才怯怯地说，她想给我一个惊喜。我做作地笑了。她脸红红的说，那天是我的生日。
“是吗？”我一愣、到北京后早已忘记什么叫生日了。
何琪高兴地从包里取出一件包装精美的衣服递到我面前，说是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又惊又喜，又苦恼又无奈。心里酸酸地，涩涩地。
那是一件李宁牌的红色T恤衫。她将衣服在我身上比试了一下，要我穿上试试合身么。
我只好脱下上衣穿上T恤衫。她马上从包里取出化妆盒，打开后要我照一下镜子。我对照镜子一看，衣服不但合身，还显得精神。我知道此刻只能穿着它，一旦脱下来何琪会不开心的。
我要她好好睡一觉，然后带她出去吃东西。她说一点不累。我笑着说刚到北京的人都这样，兴奋过头了感觉不到疲劳。她笑着说，真的没觉着累。
“好！“我爽朗地说，马上带她出去转转。她高兴地跳了起来。
北京的夜色真美，新的街，新的巷，新的酒吧，新的夜总会，新的高楼大厦，栉次鳞比，金碧辉煌。沿着新的柏油马路徐徐而上，顿时来到盘根错节，四通八达的立交桥上，极目远眺，霓虹彩灯像两条串在一起的夜明珠一路延伸而去，望不到边际，仿佛缀满繁星的天堂，偶尔一辆拖着灯光的车辆呼啸而过，好似夜空的流星一掠而过，一切恍惚如梦，分不清哪里是天堂，哪里是人间。
何琪初来北京与我当初一样，感觉一切那么美丽，那么陌生，那么好奇。她不时地发出兴奋的惊叫，又不时地目瞪口呆，曾多次要我临时停车，站在她认为很美丽的地方欢呼雀跃，流连忘返。看着她喜悦，快乐的心情，我想起乍到北京时的情景。虽然我没有她这样近距离的浏览北京夜景，不过心情依如这般欢快。这就是北京！看的见，摸的着，实实在在呈现出她的美丽，她的辉煌，她的繁华，甚至她的无以伦比尊贵。可是她好像蒙着面纱的圣洁少女，没有人可以真正看清她，读懂她，更不用说拥抱她了。
我不知一直走了多远，只觉得控制油门的手指已经有点麻木了。我好几次想掉头回去，看到何琪的高兴劲又犹豫起来。毕竟她第一次来北京，我不想给她留下太多的遗憾。
天安门任何时候都是熙熙攘攘，纷至沓来的人群。何琪像个孩子似的在人群里钻来钻去。她一会看看这儿，一会摸摸那儿，似乎不闹腾闹腾，少了许多到此一游的惬意。
何琪好似服用了兴奋剂，坐了二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居然还有如此旺盛的精力。我实在感到有些累，只好提醒她该回去了。
何琪兴致一落千丈。她眼巴巴地望着我，恋恋不舍地说她想看升国旗。我笑着对她说，改天一定带她来实现这个愿望。
我们返回途中我加大油门一路狂奔。我们交谈时何琪说，她办了停薪留职，瞒着父母来北京的。我心里“咯噔”一下，立刻紧急煞车停在路边。
也许没有心理准备，只听何琪惊叫一声，差点从车上甩出去。
“你家里人不知道你出来？”
“我给他们留信啦。”
“天呐！”我禁不住感叹道。
何琪看着我，似乎想说什么欲言又止，随即慢慢低下头。我点燃一只香烟吸了几口，思忖少许，要她尽快给家里人报平安，免的他们着急。
我们回到蓝靛厂敲了很长时间的院门，房东才嘟嘟嚷嚷地开门，开门后一脸不悦的说以后别回来的太晚了。
我连连说好话，赔不是。房东进屋后，我要何琪将凳子拿来。她答应一声飞快跑回屋里把凳子搬了过来，我接过后放到后车座上。她问我干吗去，我说回家。
何琪睁大双眼瞪着我“你不住这里？”
我嘿嘿一笑，说那是专门给她租的房子。她“哦”了一声，然后若有所失的望着我。我对她说很多女孩子与她一样，都是一个人租房子住。说完，我冲她挥挥手，然后启动了引擎。摩托车“突突突”地轰鸣起来。
“元基！”何琪忽然喊道。我笑望着她，问还有什么事。她嘴角蠕动着，迟疑了一下，说她一个人害怕。她说话的声音和蜂鸣差不多。
我说院子里有很多住户，院门一关，连老鼠都钻不进去。我安慰她说习惯就好了。说完，我顺势加大油门疾驰而去。我没有回头看何琪，因为我没有勇气，一路上几乎是慌不择路。
第二天我十二点多钟才醒来。寻呼机的显示屏上，同一个电话寻呼了N多遍。我急急忙忙洗脸刷牙，凑巧刚搬过来的小伙子洗衣服，我们在水龙头前寒暄了几句。他的名字有点怪怪地，叫江波向。他是湖北人，大学毕业后觉得在当地没什么前途到北京来了。他住在谭琴以前住过的屋子里。我们搭讪了几句，我匆匆去了蓝靛厂。
何琪见到我眼泪“唰”地流了出来。我看到她眼圈通红心里好难过，连忙解释我睡觉太死，没有听到呼机响。我到屋子里一看，何琪的床上到处都是用纸折叠的小船儿。她红着脸说没什么事，叠着玩呢。我们聊了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到附近的小饭馆用餐。
我问她给家里打电话没有，她吱唔着说没呢。我带她到公用电话前给家里打电话。那边接电话的是她母亲，何琪显得很紧张，不时地咬着嘴唇。
母女俩谈了很久，有些话我不大听的懂。也许我在旁边何琪觉得不太方便说话时小心翼翼的，有时候话到嘴边似乎又咽了回去。
何琪突然将电话递给了我，说是她母亲有话同我说。我忐忑不安地接过电话，先礼貌的向对方问好，客套了几句后我很肯定地说“伯母，请您放心，我保证何琪一根毫毛都不会少，完好无损地回到您身边”我为了让她放心，郑重其事地发誓：绝不食言。然后我将电话递给何琪，挪着凳子回到摩托车上等她。何琪同母亲又交谈了一会，至于说什么我不得而知了。
78
接下来的日子我天天开车带何琪去北京各大景点游玩。何琪很开心，笑的阳光灿烂。不过我看的出来她在尽量伪装自己。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人大西门卖画，曲薇领着何琪来到我面前。我瞪了曲薇一眼，示意她不该带何琪来，她一脸无奈地冲我笑。何琪看出了破绽，对我说是她要曲薇一起来的。
我嘿嘿一笑，说既然来了就一块帮着吆喝吧。她们俩还真配合，一唱一和的帮我卖画。
恰好卖光盘的河南小伙子从我身边路过，一见我便大肆炫耀这些天赚了多少钞票，似乎有意气我。
我说过几天与他们一块干，他漠然的说到时候再商量。听他口气有点不屑于与我合作了。我心里想：这有什么难，老子自己照样干。
晚上我送何琪回住地时她居然将我的凳子放到外面，然后矜持的看着我。我心里有些乱，不敢看她，顾左右而言它。我一再告诫自己要冷静，不要冲动，心里却怦怦乱跳。
何琪接了盆水过来要我洗脸，我只好照办。何琪洗漱完了，从身后轻轻搂住了我。我握住她的手，吻了一下，笑着说我该走了。
她将脸贴在我的背上，说不让我走。我没动弹，没吭声，木讷的坐在那里。何琪见我没反应，终于慢慢松开了。我回头望着她，泪水已从她眼角流下来。
我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水，挪着笑脸说，她是这世上最好的姑娘，只有最好的男人才配得上她。我这样讲绝不是恭维，更不是安慰，而是发自内心的。我没有资格更没有能力接受这分厚重的感情。一个生活没有保障的人，拿什么去爱别人呢。
“元基，我懂。”何琪一字一句地说道，说完掉头到门外将凳子搬进来放到我面前。我冲她赞赏的点点头。
我回家的途中泪水不禁夺眶而出。也许这一生不会再遇到如此善良，单纯，痴情的姑娘了。怪只能怪我还没有成家立业的能力和资本。爱情与婚姻对我而言是一个沉重的包袱，我没有能力承受它，经营它，维护它。或许等我具备了这些条件之后，爱情已离我渐远。这就是我必须面对的现实，要么痛苦的接受，要么痛苦地放弃。现实和理想总是背道而驰，我陷入其中左右为难，却又不能不做出选择。而任何选择对我来讲是极其矛盾与痛苦的。
何琪想留下来找份工作，可是找了很久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她无奈之下在一家餐厅做服务员，没想到上班时遇上一位醉鬼对她动手动脚，她当即同客人闹了起来。老板一见何琪得罪了客人，马上炒了她的鱿鱼。此后几天何琪要我陪她到北京各处浏览观光，我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去长城时路程太远我没有亲自陪她去，那天曲薇抽出一天时间陪她游览了长城。
何琪从长城回来后问我，她留下来好呢还是回家好，我笑着说她自己决定好了。她深情地望着我，说一切听我的。我要她走她就回家，我要她留下她就留下来。我苦涩地笑了，说每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人取代不了。
何琪淡淡一笑，点了点头。她思忖片刻，委婉地说“元基，你太深啦，让人琢磨不透”我咽着苦水说她将来会懂的。
何琪走了。曲薇与陈挺送她到车站。那天我没有去送她，一个人在万泉河里游泳，一直游到筋疲力尽。
曲薇告诉我，何琪很坚强，很坦然，很从容，是笑着离开的。她说那一刻何琪好像突然变的现实了，超脱了。我希望这一切是真的，默默地祝福她一路走好！
二姐二姐夫说我傻帽，陈挺则气急败坏，说我不打光棍，老天瞎眼了。曲薇相对理性一些，她说我太现实了，这样活着很累。我对此一直保持沉默。其实，我当时的心情很像诗里写的那样“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79
卖光盘小伙子又来找我卖光盘。我那些日子情绪低落，要他等几天再说。也许我运气好，或许老天佑我平安，等我准备入伙卖光盘的时候，那人却被警察抓住了。警察在他家里搜出一箱子黄色光盘，当即被收容审查。后来听说被判入狱四年。我暗自庆幸，多亏那段时间心情不好否则在劫难逃。那人进去不久女友与别的男人住到了一起，依然干着卖光盘的勾当。看来金钱的诱惑非同凡响，即便有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还是有很多人铤而走险。好在我是不太贪财的人，所以也少了许多风险和烦恼，当然应该赚的钞票我绝不含糊。
一天又一天，我的生活用“苟延残喘的挣扎着”来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尽管如此，我依然屁颠屁颠的忙个不亦乐乎，像歌里唱的那样“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他们在追寻什么”是啊，我也常常这样问自己，可是答案却像宇宙的黑洞永远望不到尽头。
潘军到我住地来辞行，说他要去广州了，我没有问为什么。在北京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今天还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也许明天便各奔东西，形同陌路了。在这里朋友之间没有生离死别的那种厚重情感，只有祝福，只有再见。潘军说他还会回来的，一定要在广州混出点名堂来。我与他击掌相约，祝他早日风光归来。那天我们边吃边聊，为了给他饯行，我破例喝了一杯啤酒。
我从酒吧里出来夜已深了，回到家门口吐了一地。江波向出来解手，见我吐的厉害以为我喝醉了，非要将我背回屋里。我见他一番好意不好拒绝。他将我送到屋里后又将摩托车推进院子里。
江波向说话做事，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甚得人心。尤其讨女孩子喜欢。他知道我平时写点东西，偶尔与我谈一些文字上的东西。他的记性很好，看过的东西便不会忘记。记得有一次他看到我将卖不出的山水画垫在床板上，笑着说我“暴殄（zhen）天物”。我立即纠正到是“暴殄（tian）天物”，他笑了。
原来他有意试探我。他事后告诉我这个词很少有人纠正过，我笑着说人家都知道谦虚，不似我这般不知深浅。
也许惺惺相惜吧，我们通过这件事很快成了好朋友。
江波向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一次我们在小南庄附近吃火锅回来，平时从没听到他唱歌，那天却一路高歌。我受到他的影响，跟着他一起放声大唱，路上行人以为我们是一对神经病。
他说好久没有这样痛快了，我又何尝不是呢。他说与我一起出来很爽，可以无话不谈。不像在公司里做什么事要小心翼翼，特别是像他这样刚来的。我开玩笑说慢慢熬吧，媳妇总会熬成婆。
他直言不讳地表示两年要成为公司主要骨干。这小子说到做到，现在不仅是公司里主要骨干，而且娶了一位北京姑娘。

二姐匆匆到我住地说，鹤岗的朋友来电话找我。她将对方电话号码给了我。我只好打电话过去，那是一家杂货店。寒暄了几句，店主原来是家里的邻居，他说是小勇有事找我。小勇接电话告诉我，说单位的房子要归个人了，要我准备钞票回家办理产权转让手续，逾期不办者按自动放弃处理。
我当时没有那么多钞票，陈挺工资仅够维持生计，江波向一听二话没说将当月一千二百元工资的一大部分借给我，二姐将剩余的款项补上了。我筹措到钞票，匆匆回到鹤岗。
我在家里办理了房子的事情，自然抽空与朋友们聚一聚。小海的儿子已经满地跑了。小勇也参加了工作。万东泉下岗后做起了小生意。他们与我一样为了生活在忙碌着。他们问我北京怎么样，我用一言难尽来形容。朋友们说一个人在外面太苦了劝我回鹤岗，我笑着说开弓没有回头箭啊。
小帆结婚了，丈夫是一位厨师。她得知我回家的消息与丈夫到家里看我，并且邀请我去他们的饭店吃饭。她还关切问我有女朋友没有，我嘿嘿一笑，说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后吧。小俩口面面相觑，即而问我“为啥呀”，我说那时候男人都消灭的差不多了，该轮到我啦，他们不禁笑了。
小帆似玩笑又不失认真的说，她知道我眼光高，一般女人扒拉眼珠子瞅不上。我无奈地笑了，一语双关地辩称很多事情我是身不由己。
我们告别的时候，小帆以妹妹口吻叮嘱我别太挑剔了，我已经老大不小的该成家了。我何尝不想呢！她那里知道我的苦衷，让自己的另一半喝凉水过日子，于心不忍啊。
我在家里折腾了二十多天，临走时到父亲住的地方特意烧了一大堆纸钱，然后匆匆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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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特意给二姐一家带了一些土特产：木耳，蘑菇和松籽。我到杂货店一看不由得愣住了，杂货店里是一对从没见过的夫妇。他们没等我说话便站了起来，女主人笑呵呵的说“你是小段吧？”我点点头。她又说她是二姐的大姐，我迟疑一下才缓过神来，很礼貌地喊了声大姐，随即笑着对男的说他一定是大姐夫了。
大姐夫眯缝着双眼对我说，怎么着，不像啊。我戏言哪能不像呢，脑门上都贴着标签呢，俩口子都笑了。大姐说二姐夸我浑身都是招人爱的肉，她没想到我还这么幽默。
我们闲聊了一会儿，大姐告诉我二姐正在家里做饭。我立即回到车上开车直奔二姐家。
二姐看到我回来了，出门迎我进屋。我进屋后大吃一惊：二姐夫一副巨大的照片镶嵌在镜框里，上面挂着黑纱。下面的桌上摆着一些祭祀用品。我惊诧不已，很快反应过来，随即轻轻走到桌前恭恭敬敬点燃一柱香，并且三次深鞠躬。
我不知说什么，二姐将菜端到桌上，冲我笑着说来的早不如来的巧，既然赶上就一块吃吧。她说我们吃好了再给大姐他们送去。
用餐时二姐告诉我二姐夫临终前还在念叨小段来了没有，她说我回家办事了。二姐夫喘着粗气说“小兄弟不容易啊，能帮他的就帮帮他”。我听到此处眼泪不禁流出来，二姐递给我手帕，安慰我“段啊，甭哭，他瘫痪那多年，这也是一种解脱。”我对二姐说，我不是因为二姐夫的离去伤心，而是因为他对我的关爱之情。我何能何德？既没帮过他又没做过什么，他却在临终前还惦记着我。
二姐感叹地说二姐夫生前与村里人能谈的来的没几个，却对我特有好感，他听到谁说我的不是，跟人猴急、猴急的。
我解释说，也许是我们行动不便，同病相怜的原故。二姐说多多少少二姐夫心里还是挺佩服我的，他一直说我是条汉子。二姐亦有同感的表示“我觉着也是”。
我得到二姐的认同感到受宠若惊，忐忑不安。我很坦诚的对她说，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为了生存。
二姐夫在我离开北京三天后突然旧病复发去世的，年仅四十岁。
半年后长春桥村拆迁了，二姐用拆迁补偿款在闵庄买了一套新房子。我去过几次，二姐将新家布置的美丽别致又不失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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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波向觉得我文笔还说的过去，希望我将精力用在文字上。他为了给我提供安静舒适的环境，我们经过商议搬到了香山脚下一处环境优美，空气清新的地方。也许是有了依靠缺少危机感，或许我根本没有文字方面的天分，半年下来没写出一件像样的东西。由于江波向升迁的很快，公司给他提供一套宿舍，他邀我一同住楼房。我受到身体束缚不适合居住楼房，我们只好分开了。
我在香山卖了一段时间枫叶与旅游纪念品，直到有一天曲薇电话约我吃饭，生活又发生了新变化。
曲薇所在的公司与教育部门联合举办一次全国青少年作文大奖赛，她问我是否有兴趣做初审评委，虽然这只是一次兼职的编外初审评委，对评审者的要求还是很严格的。在曲薇的力荐之下他们老板和我面谈了一次，当即决定给我这次兼职的机会。为了工作便利我立即从香山搬到西北旺附近的一个小村子。从此一步一步地走向新的台阶。
当时评一份稿件是一块八毛钱。我兼职四十天得到了五千四百元的报酬。这是我到北京后第一次一次性得到千元以上的收入，而且完全是凭知识得来的，不禁喜上眉梢。我嘴上不说什么，暗地里却乐开了花。更高兴的是我评选出来的稿件得到了终审评委的广泛认同，几乎一路绿灯的通过，公司老板对我大加赞赏，以致后来只要有文字方面的活儿都主动打电话找我，并且为我提供极大便利，允许我将东西带回家，只要按时完成任务即可。
随着接触层面的增多，我文字方面的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利用。于是有人开始找我做校对，润稿，编辑之类的工作，甚至给一些有资历的人代笔写东西。收入随行就市，一天天的变好起来，生活保障问题终于迎刃而解。陈挺经过不懈的努力，由一名普通职员上升到经理助理的位置。
正当我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之时，不幸又一次降临到我身上。这一次差点将我彻底击垮，度过了一生中最灰暗的日子。

母亲来了。我接到她从车站打来的电话又惊又喜，高兴的唱起歌来。房东大妈问我干吗那么高兴，我兴奋地说，我妈来了。
我想给母亲一个惊喜，决定亲自开车去车站接她。我一路上唱着“世上只有妈妈好”，一路上想象着母亲见到我时惊讶诧异，喜出望外的样子。
我沿着西站广场路边行驶，忽然听到久违了的声音“满仔，我在咯里哩”。我回头一看，路边一位老太太坐在板凳上冲我招手，并且吃力地站起来。
我一愣、仔细看了一眼。是，是母亲。五年的时间仿佛过了五十年。母亲面容消瘦，脸色苍白，衰老的我差点认不出来了。她迈着沉重、缓慢的步子，笑呵呵向我走来。我嗓子里一噎，“妈”字几乎是挤出来的。
“满仔，姆妈想你哩！”母亲脸上笑着，眼里闪动着泪花。
同样的声音，同样的语言，人却似是而非，我心里不禁一阵酸楚。我深吸一口气，缓解了一下心头思绪，挪着笑脸说“妈，上车，我们回家”。
“嗳！”母亲答应一声，一手提着凳子，一手提着包裹，缓慢地走了过来。她说凳子是在家里找老木匠做的，我用得着它。
母亲上车时显得小心翼翼。我看到她行动迟缓，沉重，与当年判若两人，一种不祥预感油然而生。
我从母亲手里将包裹接过来放到身前的油箱上。母亲很笨拙地坐到车后座上，将凳子横放在腿上，双手像抱着宝贝似的。
长时间坐火车很累人，何况母亲上了年纪。我担心她坐在后面打瞌睡，将车速始终控制在二十五迈之内，并且不时提醒她，不停地问她家里的一些情况，促使她振作精神与我谈话。偶尔，我稍停片刻，一边同母亲闲聊一边吸烟提神。
母亲告诉我姐姐在镇上修建了楼房，欠下不少外债。由于供销社不景气，姐姐与姐夫办了停薪留职去深圳打工了，侄儿一同去了深圳。母亲一个人在家里生活很久了，一直惦记我才决定来北京。
我一路上停停走走，不到三十公里的路程走了三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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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食欲很差。我买了很多她平时爱吃的东西，她只是象征性地尝一尝，再三嘱咐我不要乱花钱。
晚上歇息时我觉得母亲身上发热，我问她那里不舒服，她回答有点累。母亲睡不着，与我聊家常。她说回到老家后大部分时间住在乡下老屋里。
我问她为什么不到镇上姐姐家里住，她说常住在满女家让人笑话。我说她的思想观念落后了，母亲却不这样认为，她由衷地说还是和儿子在一起塌实，并强调说“满仔，你往后到哪里，姆妈就跟你到哪里”。
我将脸贴到她手上，要她放心，我们再也不分开。
第二天早晨我在院里水龙头前刷牙，房东大妈到屋里向母亲问候。她们寒暄一会儿，房东大妈出来时走到我面前小声问我母亲多大年纪了，我口齿不清地说六十多了。
房东大妈惊讶地“哟”了一声，然后顺口说不应该呀，这么大年纪还有这事儿。我问她什么事，房东大妈犹豫了一下，叫我进屋去看看。我急急忙忙洗了脸进屋去看母亲，母亲见我进屋慌里慌张地将衣服盖到褥单上。
“妈！怎么啦？”我问。
母亲很尴尬地看着我说“莫事，莫事”。
我了解母亲，历来对我报喜不报忧。我走过去将衣服慢慢掀开，顿时吓了一跳；褥单上一滩浓浓的血迹，渗透了一大片。
我不由得“咯噔”一下，急切地问她，这是咋回事。
母亲涨红脸说“莫事，莫事，女人都有的”
我知道母亲有事，看到她的样子很窘迫又不好追问下去。于是我走到院子里喊房东大妈出来，要她问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房东大妈抱着小孙子到屋里同母亲聊了一会儿，她怀疑母亲得了妇科病，建议我带母亲去医院做检查。我问她严重吗，她说到医院检查不就得了。
我当即给陈挺打电话，他说正要抽空过来看望母亲。
母亲听说我与陈挺带她去医院检查起初不同意，直到我板起脸她才不吭声了。临去医院前母亲要洗澡，我看她体质太差，请隔壁的一位姑娘陪她一同去浴池。
第二天陈挺打车来接母亲去医院做检查。我随后开车跟了过去。
我们在医院走廊的座椅上等了很长时间，医生出来问我们谁是家属，我问她有什么事，她说从B超仪器上看子宫上有阴影，还要做CT检查和切片化验进一步确诊。我问她严重吗，医生答复说等到检查后才能确诊，说完几个医生带着母亲去CT室了。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程序，我们等了很久母亲才出来。医生要我们过两天去医院看检查结果。
第二天母亲要出去走走看看，我开车带着她在西北旺附近转了一大圈。我们路过一家照相馆，母亲无意中说很久没有照相了。我将车停在照相馆门口，要母亲进去照几张照片。她犹豫了片刻，说还是算了，等哥哥姐姐们聚集到一起照张全家福。我笑着说那还不等到猴年马月啊，说完我冲照相馆里的人招手，要他们给母亲拍张照片。
母亲拍完照片出来说想与我照张合影，她说我们好多年没有合影了。我细细一想，上一次合影已经是车祸以前的事了。我立即很有礼貌的请照相馆里的中年人背我进去一下与母亲照张合影。我万万没想到这一次合影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机会。那张照片竟然成了永恒的纪念。
85
母亲被确诊为子宫瘤。我看到诊断后不由得浑身一抖。我很清楚肿瘤意味着什么。好在那位胖胖的女主任医师信心十足地向我保证，母亲住院做了子宫切除手术，身体很快会恢复健康的。我听了她的话总算一块石头落地了。
母亲住院离不开人照顾，我本想要姐姐火速来北京。她在电话里泣不成声的告诉我已有七个月身孕。我当时鼻子差点气歪了，埋怨她这个节骨眼上怎么出现这样的事情。姐姐哭着说，她马上过来。我不耐烦的说她挺着个大肚子能干啥，别来添麻烦了。我们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让小侄立刻动身到北京来。
侄儿十七岁了，我看到他已长成大小伙子，不禁暗自感叹：时间过的真快！
母亲住院了。二姐帮忙办理的住院手续。我当时手头钞票不够，二姐先垫上了五千元押金。她那时新开了一家百货批发店，闻讯母亲住院的消息后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医院帮忙。
侄儿很懂事，日夜守护在医院里。陈挺见我通讯不便将手机给了我，我将寻呼机留给了侄儿。我每天去医院看望母亲，侄儿收到信息立即到楼下来接我。
同病室的人开始以为我们是兄弟俩，说我们是一对孝子，得知我们是叔侄时都说母亲命好，有这样的好孙子。病室里的人告诉我侄儿每天给母亲洗脚，我甚感欣慰。
母亲旁边的病床住着一位老太太，有一次冲儿孙们发脾气，说这多人有什么用，天天推来推去的，不如人家一个残疾儿子。她说不如死了算了，省得儿孙们劳神。老太太是心肌梗塞，没几天便去了。老太太去了以后，儿孙们哭的惊天动地。
也许受到老太太去世的影响，母亲一下子变的胆小起来，脾气很坏。我不在医院的时候她无缘无故冲侄儿发火，为此侄儿在我面前流泪说不知道咋整的，奶奶说骂就骂，一点面子都不给。
母亲每次看到我立即喜笑颜开，而我离开时她则郁郁不悦。我听侄儿说她很少吃东西，到医院的第一件事便是敦促母亲吃点东西。我偶尔一两天没空去医院，小侄打电话告诉我奶奶又不高兴了，一点东西也不吃，嚷嚷要出院，于是我马不停蹄地直奔医院。也许我是儿子吧，母亲看到我心里便塌实起来。我每次到医院母亲免不了要我陪她聊天，我走的时候她目光里透着一种不安和依恋。
有一次母亲问我她得了什么病，我如实相告，并安慰她手术后就没事了。并开玩笑说“你要是还想给我生弟弟妹妹是没指望了”。
母亲难得的一笑，病室里的人都笑了。有人诧异的看着我，也许认为这是大不敬。只要能逗母亲开心一笑，我可管不了那么多。
母亲比我想象中的坚强。由于一直高烧不退，她很少吃东西，体质日趋虚弱。尽管如此，每次做检查时她依然坚持自己慢慢步行过去，实在觉得累了才同意小侄搀扶。
母亲高烧不退，没法动手术，医生建议我改用进口药。我知道进口药价格昂贵，硬着头皮同意了。依照那位胖胖的女主任医师的话，母亲这种病有七、八千元费用足够了，实际情况却是一万元押金告罄了，母亲的病没有丝毫起色。
我开始着急起来，朋友们闻讯后纷纷主动将钞票借给我。陈挺、江波向，竟然从公司借款送到我手里。我一看事情不妙，回到家里考虑筹措资金的办法。我给母亲单位打电话询问医药费是否可以报销一部分，那头说工人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更别提药费了。我知道姐姐的现状，给她打电话等于逼她上绝路。思来想去，我决定将家里的住房卖掉。
侄儿与陈挺一听我要卖房子都愣了。他们说一旦卖掉房子我将来就回不去了。我故作轻松的对他们说房子没了，可以再买，人没了，有多少钱也没用。其实我心里很清楚，卖掉房子意味着鹤岗已经没有我容身之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游子。
那种情况下我不卖房子又能如何呢？我甚至做了更坏的打算，房子卖掉若是还不能支付医疗费用，便去街头卖唱乞讨。只要治好母亲的病，我愿意做任何事情。当时的情况倘若我是健全人，很可能用极端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老天却不给我这样的机会。也许老天有眼，看到我的血管里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所以早早地废掉了我的武功以免祸及他人。
房东大妈看我每天忙来忙去往返医院与住地之间，却依旧谈笑风生，从容镇定，跟个没事人似的，非常钦佩。她误以为我很有钱，逢人便夸“这侄小子了不起啊，她妈住院花恁多钱一点不在乎，整天乐呵呵的”。她根本不知道我是强弩之末，精神状态和经济状态已到了崩溃边缘。